回到黄有光教授讲的，小凯讲分工，我想小凯有一个问题，他总是想着把他的分工理论纳入均衡理论的分析框架，我觉得这个本身是有一定的缺陷的。我们不仅市场在协调这个分工，其实企业家本身就是一个分工的协调机制。一个人选择生产衣服还是生产粮食的时候，这个人都在考虑别人在干什么，绝对不会说闭一只眼睛随便选择生产衣服还是生产粮食。企业家不是马克思描述成盲目的，没有任何计划的。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有计划，每个人都有计划，但有一些人计划得好一点，有一些人计划得不好一点。我觉得要谈协调，一定离不开企业家，如果离开企业家谈协调，就不是现实的经济真正的协调。我再强调一下，企业家每做一件事都是有计划的，也许他判断会失误，但是我认为这就是他协调功能的来源。

从推动创新发展来讲，政府永远是无能为力的。那政府干什么？政府就是就是怎么提供有效产权保护、提供一个法治环境，让每个人都有思考的自由。如果一开始就否定人们拥有自由，不能提供私有产权保护，那我想这个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尽管他短期内可以取得一定的进步。

以下是发言实录：

我要稍微强调一下弗兰克·奈特提到的，企业家在发现市场，创造一个新的分工的时候，他面临的是什么？不是我们传统讲的Risk，而是uncertainty，这是弗兰克·奈特将近一百年前提出的问题，现在仍然没有解决，现在我们经济学家讲到Risk和uncertainty仍然不加区分。企业当中这个uncertainty和Risk不一样的，Risk是有可以量化的，尽管是一个概率。这个uncertainty是不可量化的，没有分布、没有概率分布的，没有任何统计或者概念。比如说硬币，我们知道50%是正面、反面，或者我们大量的统计可以得出一个规律来，所有的uncertainty意味着没有这样的，你不可能靠过去的样本指导未来。40年前任何的统计没有办法告诉比尔盖茨未来软件产业怎么发展。100多年前任何统计不可能告诉你汽车会怎么发展。同样我们说今天也没有任何统计能够预测我们未来有哪些产业，这就是企业家的伟大之处。

如果我前面讲的有道理，那企业家本身，人类从古到今都有这个精神的。司马迁《货殖列传》就举了30多个企业家的例子，当然他们都是套利的企业家，像子贡等。什么样的制度，才能保证这些人出现？这才是最重要的。有三点。

最典型的，我们看过去几年光伏产业，光伏是企业家发现的一个产业。政府一旦认定这个产业好，就大规模的扶持，结果搞得一塌糊涂。如果政府不扶持，有些企业活了，有些死了，这个产业就比较健康。

所以这两个箭头，应该是相互的。创新影响分工，分工再影响市场。技术进步，分工以后，导致劳动生产的提高，我们知道财富就增加了，每个人工作时间更少了，财富更多了。但这个财富本身，我非常同意刚才林毅夫讲的结构的变化，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一定造成结构的变化。我原来吃一斤粮食，以后吃两斤，一百斤，不可能，会在种类和结构上有变化。但是这个结构的变化，财富怎么变成市场？仍然是企业家产生的。中国现在说产能过剩是什么意思？不是说我们人类欲望都饱和了。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中国的企业家仍然没有把新增的财富变成新增的市场，还聚焦在原来的市场上面从事经营活动，那就出问题了，全世界都有这个过程。

下面我讲修正的斯密增长模型，或者斯密-熊彼特增长模型。亚当·斯密理论有两个重要的东西，一个是市场如何协调人的经济行为，使得个人追求自身利益变成社会财富的增长力。第二个就是分工，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后来经济学家放弃了第二个方面，专注于第一方面，就变成了我们市场均衡理论。我理解这就是毅夫刚才讲的主流经济学。但是后来经济学家这么处理市场的时候，他们理解这个市场，或者我们主流经济学理解市场，和亚当.斯密理解的市场不完全一样。因为亚当.斯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的。亚当.斯密的书的第一章讲的就是分工。后来主流经济学也在思考增长，所以我们就叫新古典增长模式，就是从要素的增长看GDP或者财富的增长。就是技术的进步，无论是外生的进步还是内生的进步，本质上都可以理解为是新古典的增长模式。这个模式，我想只是一个数量的堆积，本身没有结构，没有机制，就是这个资本怎么积累的。当然，我相信这对二战之后各国采取经济政策有重要的影响，就是人均生产率的提高，要靠资本的积累，这靠个人做不成，要有国家的力量进行积累。这是二战后很多发展中国家采取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