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中国正在悄悄进行一场人力资本的革命时间:2017-11-29 01:02 来源:网络 责任编辑:admin
改革红利是普遍的红利,无处不在,无处不发生作用。体制改革没有终点,意味着不是一次性改革就能解决所有管理问题、体制问题,因此需要不断进行改革。体制越是适应于现代经济发展状况,经济就越能取得新的成绩。中国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不断完善体制改革的延续。
改革红利又称为制度红利,体制红利是通过改革而出现的。世界上所有的工业国家无一例外都经历了改革阶段,只有经历了改革才能获得改革红利。换句话说,改革红利不可能是自然产生的,不改变传统的体制就不会有适合工业化、后工业化、信息化时代的新体制。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例外,中国同样如此。如果资本不足、人才不足、市场不足、管理不到位,改革红利就无法涌现出来。 主办: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根据熊彼特的理念,要创业创新,把发明家的东西引到经济中去就变成了创新。而现在,只要有创意,事业是可行的,资金马上到位了。现在很多资本在等待有新的发明出来。这一大批创业者是中国的希望。 过了几年,我又到毕节——因为我是贵州毕节的扶贫组组长。一看情况变了,外地打工的人多数又回来了。问他们为什么回来,他们说已经有了技术,回家乡开了小微企业。那些小微企业中,有面包坊,以前这里的人从来不吃面包。还有生日蛋糕,以前这里的人也不知道生日蛋糕。这些外出回来的人开了店,结果生意很好。我在毕节看到,当地现在形成了一个习惯,给小孩过生日要买蛋糕,小孩上小学要买蛋糕庆祝,老人高寿也要买蛋糕,所以这个生意做得非常好。这就是他们在外面学到的技术。 主题:北大光华第18届新年论坛——“全球变局,中国策略” 时间:2016年12月10日 无论是农民还是刚才提到的创业的青年人,都是中国的希望,这就是新红利产生的根源。有人说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枯竭了,那是他不了解中国。他了解中国的话,看看中国的人口红利枯竭了吗?正开始变化呢。一股新的创意的、创业的、创新的浪潮在中国展开。 进入二十一世纪,特别是十八大以后,中国在改革方面继续推进,改革措施具有深远的意义。比如说,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商业领域内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在农村土地确权的基础上土地流转,精准扶贫,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等等。在所有这些改革措施中,最有影响的是保护产权,包括物权、债权、股权、知识产权和其他无形产权,明确以法律为准绳,公有经济产权要保护,非公经济产权同样要保护,随之而来活力和动力就涌现出来了。这就验证了持续不断地改革所取得的成绩。 改革红利中最重要的是如何调动每一个投资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此产权保护便成为了关键。没有产权保护就谈不到发展。公有产权要保护,非公有产权同样要保护。无论是公有还是非公有,无论是物权、债权、股权、知识产权,还是其他有形或无形资产的产权,我们都应当一视同仁,使其受到法律保护。只有当法律是公正的,社会上的每一家企业、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人才会安下心来,社会的活力和动力就能保持充沛。 我曾经带政协的调研组去过几个县考察,其中一个是陕西南部汉中地区的西乡县。因为汉中的水要经过丹江口水库,若要向北调水的话,丹江口水库的水质不能遭到污染,所以就规定了汉江两岸的农田不准使用农药,不准施化肥。西乡县既然不让农民使用化肥和农药,那他们就不种粮食,当地有特产的茶树非常有名——富硒茶,所以农民改为全部种树。种树需要劳动力,茶叶加工也需要劳动力,于是就让各户通知在外打工的人回来。因为他们在外面,孩子没人照顾,老人没人照顾,而他们回到家乡发明了“茶树业”。经济得到了更快的发展,自己的家庭也有了新的创业的机会。 厉以宁认为,中国的新红利不止一种,除了新的改革红利以外,中国正在经历一场人力资本的革命,它将给中国带来新的人口红利。此外,影响最深远的社会和谐红利在中国正在通过改革形成,这种全新的红利将使中国特色更加显著。 还有一个例子,我在贵州毕节地区看到原来农民很多住在山上,不愿意下山。下山之后,担心靠什么维生。我刚到毕节是2004年,坐着汽车在村里经过,墙上画着大标语写道:“不读完初中,不外出打工”。我问陪我去的干部:“初中毕业的孩子还只有15岁、16岁,他们就可以出去打工了吗?那不是违背国家政策?他们还是童工嘛。”后来标语改了,改成了:“不完成职业技术教育,不外出打工”。你要想外出打工可以,初中毕业以后接受职业技术教育,才能出去。 进一步说,改革并没有在农村承包制止步。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公开发表以后,全国又一次掀起了市场化和股份制试点的高潮。国有企业纷纷改制为股份制企业,民间资本投资创办了不少大中型的民营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农村发生了变化,农村开始向外输送劳动力,原来只有少数人,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后,甚至偏远地方的乡村都在向外输送劳动力,这引起了中国的继续变化。中国人当时老是担心:中国加入WTO以后,我们的农业怎么办,我们的工业怎么办。争论归争论,害怕归害怕,但是真正加入了,又走通了一条路。 举一个例子,1979年中国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调动了广大农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农村随之办起了乡镇企业。几年之后,粮票、油票、肉票都被取消了,乡镇企业开辟了市场,打破了计划经济大一统的天下,农村出现了新天下。中国改革有一个特点,就是过程中会存在争论,但是回头看,走过几年之后,改革跨了一大步。同时,社会发展在改革中保持着前进的步伐。 最后,社会和谐红利是影响最深远的红利,而它在中国正在形成。不要忘记这个无形的红利,一个逐渐形成的红利,一个无声的、扩散的红利:社会和谐红利,它在中国正在通过改革形成。通过改革,使法律变得公正,使人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增进了社会和谐。未来,我们的收入分配越来越协调,也将推动社会走向和谐。我们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在加紧改革,和谐在每个家庭之间产生,社会风气变得良好。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社会和谐红利是一种全新的红利。我们有本钱,我们的制度优越,理论自信在加深我们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我们的社会和谐红利将使中国特色更加显著。 (原标题:厉以宁:中国正在悄悄进行一场人力资本的革命) 原有红利的丧失和新红利的涌现是全世界都存在的问题。原有的红利可能是人口红利,也可能是资源红利,它们在经济发展的前期过程中涌现出来。但是,人们在这个阶段是不珍视这些资源、不珍惜这些红利的,以为这些红利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过分利用,导致红利枯竭。(本文根据主办方提供的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订)
主讲人: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荣誉院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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