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间，我们与日本一起开展了多年亚洲区域内的汽车安全、排放控制合作，以及中日、中欧之间的双边合作，举办了多次国际会议。当时的中国机械工业部连续8年参加了APEC在交通领域的会议，同国际社会一起为中国政府汽车产品管理体制的建立制定了“中国特殊指导方针”，同时我做的工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肯定和高度评价。

尽管我出生在昆明，但我骨子里仍然保留着父辈米脂人的勤奋、好学及担当。我父亲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从小教育我要好好学习，长大一定要上大学。1956年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1962年我也考上了清华大学汽车专业。从此，我与汽车结下了一生缘。

那些年，我们广泛开展国际活动，进行国际交流。其中，有一件事让我至今都感到十分自豪，那就是，我倡导中国签署了1998日内瓦协议。

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大楼前

之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类是以小客车、大客车、卡车、轿车等来分类的，我就按照国际惯例将其分成乘用车、商用车等。

经过长达三个多小时的采访，杜芳慈先生详细介绍了他的个人成长经历，他在中汽总公司、机械工业部汽车司、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等任职单位所做的一些工作。应该说，杜芳慈先生为中国汽车工业初步建设、与国际接轨做出了重要贡献。在采访后期，杜芳慈还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议，他希望未来的中国汽车业能够政企分开、按市场规律办事，并祝中国能够早日成为真正的汽车强国。

杜芳慈，196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汽车专业。

我记得，最初探讨中国参加WP29时，得到的回复是：中国参加WP29就像杜先生要登上珠穆朗玛峰峰顶一样难。他们的答复激起了我们的斗志，我们非要跨进这个门不可。

差距有多大呢？销量最好的解放牌汽车的年销量大约3万辆，我国轿车的年产量才2000辆左右。而美国福特公司年产销已达到几十万辆。福特公司引用流水线生产方式，其1928年产能就已经达到26.7万辆。

杜芳慈先生是改革开放40年中国汽车改革的亲历者、重要参与者。

中国汽车工业就这样一个情况，但是国家有意要发展轿车事业。当时，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提出，邀请美国福特专家麦克唐纳来中国帮助我们起草一份年产3万辆的轿车生产规划。他说：“3万辆就是我们公司一周产量，怎么给你们做全国年产3万辆的汽车规划？”这给他难住了，但是三万辆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却是天大的数字，都不知道三万辆要卖给谁呢。

02其二，摩托车行业知识产权合作项目。

在这里我说明一下。联合国有关汽车工业的协议只有两个，一是1958日内瓦协议，另一个是1998日内瓦协议。机械工业部是建国以来最早的工业部门，到2000年签署1998日内瓦协议书已经历经五十年，汽车工业从1953年毛主席为一汽奠基到2000年也有47年了。1998日内瓦协议是我国汽车工业乃至机械工业惟一一份联合国范围内的协议。该协议用于指导全球如何开展技术法规制订工作的程序性文件，使我国汽车技术法规的制定有了国际法的依据，对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大学入学注册时的照片

可以说，在中国政府管理汽车产品的新体制还处于空白状况时，我们特别注重参与国际相关方面的活动，开展相关方面的国际合作，在借鉴的基础上建立中国政策管理汽车产品的新体制。

20世纪90年代，在WP29美欧开始推进全球技术法规和汽车认证制度统一的活动，和我们“跟住一个体系、走向世界统一”思路不谋而合。因此，我们紧盯着这个活动并适时启动了国内程序。

在联合国提出签署《关于对轮式车辆、可安装和用于轮式车辆的装备和部件制订全球性技术法规的协议书》（简称“1998日内瓦协议”）草案后，我为中国加入这个协议起草了一份40页递交国务院的报告。在这个关键时刻，机械工业部解散了，我心想一切都完了。好在接手这项工作的国家经贸委没有放弃，及时向国务院送交了报告。时任副总理吴邦国批准了这份文件。中国政府信使送到联合国，我记得10月9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收到中国同意签署1998日内瓦协议的文件，中国成为第9个生效签字国。

规划3万辆轿车不知道能卖给谁？

作为倡导签署1998日内瓦协议的第一人，我感到极其荣幸。

在中汽协，做了两件有意义的事

我是幸运的，出于解决两地分居，1984年我回到北京，而且进入汽车行业国家主管部门——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在这里工作了8年，积累了必要的知识、经验和力量。幸运再次来临，1992年我进入了机械工业部汽车司，真正的平台显现了。

01其一，将汽车的统计分类与国际接轨了。

经过艰苦的工作，在国际上对我们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我们终于参加了联合国主导的WP29的相关活动。在这之后，我曾多次代表中国参加联合国WP29会议。

21世纪之后，市场曾吹起一股风。大意是，早期中国汽车工业用市场换技术失败了。我不太认同这一说法。我想问，当时的中国汽车市场在哪里，怎么就市场换技术失败了。根据市场规律，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汽车才进入家庭。自2001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事实证明也是如此。

联合国会议时，日内瓦总部的出入证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去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在中汽协，我做了两件对行业有意义的工作。

那个年代， 中国拥有轿车的人极少。我记得，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家里有一辆伏尔加。京剧团里的其他人没有轿车，但他们自行车都特别好，类似现在的变速自行车。当时，我看见此景觉得很新鲜，就好像现在我们看到火箭似的，毕竟大部分人用的还是飞鸽、凤凰、永久牌自行车。

010-56002742；qcb010@163.com

在建立汽车技术法规方面，我分析了国际上当时流行的四个体系后，根据我国汽车工业的现状，提出了“跟住一个体系，走向世界统一”的路线图，确定建立与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ECE几十个技术法规相协调的中国技术法规体系的路线。

我们落后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当时我国是中央控制生产，整车和零件产销都是年初规划好的，完全没有市场概念。之前，都是什么级别干部乘坐什么车型，普通百姓很少自己有轿车的。正省级干部大多乘坐伏尔加牌轿车（俄罗斯），副省级和中央副部级坐的是上海牌轿车，而“红旗”属于中央正部级以上干部。在“缺重少轻”的时代，我国以运输体系为主。解放牌汽车，于1956年7月13日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试制成功，技术是从苏联引进过来的，该车型一直生产到20世纪80年代。

参加国家发改委和日本通产省举行交流活动

当时，在国内开展这项活动难度很大，一是包括机械部在内的各政府部门不了解这方面情况，也没这方面概念；二是要得到十个部委的理解和支持，特别是外交部的认同，也不容易。为此，我们开展了近三年的艰难工作。我记得，那时我一年有半年的时间跑天津，去建立汽车产品检测机构，包括安全碰撞等，为了更好地与国际接轨。